前  言

    统计数据显示：犯罪农民大多接受过小学或初中教育，平均每年5300余人，约占当年农民犯罪的85%左右。一方面，随着农村基础教育的普及，顺利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农民青少年增多，客观上增加了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农民犯的基数。这一类人，有一定的文化基础，对物质生活也有一定的要求，但由于其受教育程度仍然较低，法律意识淡薄，反而更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，面对各种矛盾，他们常常无法寻找到正确的排解途径，因而容易突破法律底限。另一方面，能够完成高中阶段教育，甚至考入大学的农村学生，其家庭和个人往往付出了更多的努力。根据赫希的社会约束理论，那些愿意投入传统活动的人，例如追求高学历或是致富或是成名等，之所以不容易犯罪，是因为从事犯罪会有碍于他们想获取的“功名利禄”。一个人对传统活动越投入，越怕失去已取得的成就，也就越不会犯罪。而对于高学历者，社会也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尊重和机会。默顿在迷乱理论中指出，当文化上确定的社会目标和社会所允许获取目标的手段产生矛盾时，人们就容易采用非制度性手段去获取目标，而这些非制度性手段往往是被法律所禁止的。简单的说，当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目标是获得“物质成功”时，那么所有人都被预期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，否则将获得较低的社会评价。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能力通过被认可的手段取得成功，包括艰苦工作、诚实守信、接受教育和克制欲望等，那么高学历者必然更受青睐，因而低学历者为了获取目标更容易采用越轨行为。

     调查显示：犯罪人住所地为中心城镇的犯罪率较低，平均仅占农民犯罪总数的13.6%。社会解组理论的两位重要学者肖和麦凯提出,低收入户多、族群差异性大、人口流动率高是造成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。低收入户多、族群差异性大的城市，通常代表其正经历快速工业化、都市化，以及迁入人口激增等变化，而这些特点都是造成该地区犯罪率升高的关键因素。在一个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的城市，比较适合人居住的地区，居民居住的稳定性较高，邻里相识，彼此控制力量较强；而相对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，居民流动性较高，相互控制力较弱，容易产生失范行为。毫无疑问，中心城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其他城镇较高，公共服务、居住环境、社会治安等方面情况较好，居民素质也往往高过其他城镇居民，社会的稳定有序更有利于大家遵守公认的行为准则。

    图财型犯罪突出是当前我国犯罪的共同特点，农民犯罪在这一点上表现的更为突出。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客观社会地位的结构差异，而结构差异则限制了人的想法与行为，他们有的基于生活所迫，有的为了尽快致富嫌钱，往往铤而走险。也就是说，经济不平等，容易发生冲突与暴力，而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导致的冲突，表面上是文化价值冲突的结果，实质上却是不同族群拥有不同社会经济资源问题冲突的展现而已[3]。城乡较大的贫富差距，农民获取财富的有限性，无疑是导致农民侵犯财产性犯罪多发的主要原因。根据统计，侵犯财产类犯罪人数占农民犯罪总数的50%以上其中，“两抢一盗”就占农民犯罪的50%左右。

    其次，图财型犯罪方式逐渐呈现出智能化趋势，作案人更加贪婪，犯罪手段更加隐蔽。科技的快速发展，使人们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科技成果，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，如犯罪方式的智能化，而伴随着社会控制的不断加强，农民犯为逃避法律的制裁，也更倾向于选择较为隐蔽的犯罪手段。如：成都市双流县农民刘某（女）、梁某（女、16岁）、高某、卢某四人预谋对被害人陶某实施抢劫，由刘某、梁某通过网上聊天，将被害人陶某约出，在陶某饮用水中投放事先准备的安眠药，药力发作后，刘某、梁某将被害人随身携带的2000元现金、一根金项链、一部手机和一支手表盗走，涉案金额2万余元。

    1、农民犯罪中，暴力型犯罪小于侵犯财产性犯罪。近三年的发案比例基本保持不变，占4%左右。暴力型犯罪受财富分配不均、阶层结构不平等、个人所得变动以及政府防治犯罪政策的影响显著[4]。

    2、交通肇事发案率逐年上升。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，为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，农民的机动车（包括农用运输工具、拖拉机、三轮车、摩托车等）拥有量不断提高。同时，由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，进城务工人员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各种类型的交通工具。由于交通安全意识不强、对新的道路环境不熟悉等等因素，导致农民交通肇事犯罪逐年上升,2004年成都市农民交通肇事犯罪233件，占当年农民犯罪的4.9%；2005年成都市农民交通肇事犯罪289件，占当年农民犯罪的5.4%；2006年成都市农民交通肇事犯罪313件，占当年农民犯罪的5.5%。主要表现为：酒后驾车、无证驾驶、超速超载等。

    3、毒品犯罪案件逐年递增。毒品的高额利润无疑是毒品犯罪猖獗的根本原因。农民毒品犯罪毒品的增加，表明了为达到个人想要达到的目标，农民所采用的非制度性手段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犯罪手段，而是逐步向社会危害性更大的新型犯罪转化。同时毒品犯罪不仅有其自身的危害性，而且还诱发了其他犯罪，例如非法持有枪支等等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。尽管在农民毒品犯罪案件中，主要是零星的贩毒犯罪较为猖獗，一般法院处刑的刑期也较短，但案件数、涉案人员、所占犯罪的比例逐年增多，统计数据显示：2004年毒品犯罪181件，2005年毒品犯罪262件，2006年毒品犯罪296件。

    在普通贩毒案件逐年增多的同时，出现了一些涉毒的新类型案件，一些年轻人出于好奇吃摇头丸，而有的人却将吸毒作为“请客”的牌场，以示赶时髦。如被告人任某将自己家里带的“K”粉和用400元购买的“摇头丸”，分别放在盘子里和百氏可乐的饮料里，叫同去的人吸食和饮用，造成被害人刘某某中毒死亡。 

    4、新类型农民犯罪开始出现。农村社会改革的推进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影响了社会结构，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的期望，新的社会形势下，一些新类型犯罪案件开始出现。如2006年9月来成都打工的杨、孟二农民，以伪造的身份证及某公司资料先后在大邑县、成华区等地汽车租赁公司非法租赁雅阁等高档轿车7辆，并以伪造的汽车行驶证、购置税发票资料将赃物出售，获赃款60余万，武候区法院依法以合同诈骗罪作出了判决。又如：1998年，曾任成华区圣灯乡某村党支部书记的曾某某，违反土地管理法规，利用清理土地遗留问题补办征地手续的机会，将位于圣灯乡圣灯村9组的8.069亩出租土地，由亨达公司假借“成都市盐业公司八里分公司”名义征用，于2001年12月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。2001年10月，亨达公司将上述土地转让给他人获款数十万元，曾某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。

    统计数据显示，近三年来，一圈层农民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比例虽然基本保持不变，但单独犯罪的比例远远高于二、三圈层,二、三圈层农民单独犯罪比例呈递减趋势，而共同犯罪的比例呈现出上升的趋势。

    另外，由于一圈层经济比较发达，社会治安相对较好，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也较强，因而相对隐蔽的盗窃犯罪在一圈层的发案比例高于二、三圈层，且呈上升趋势。而抢劫、敲诈勒索等伴随着暴力行为的犯罪，相对于一圈层而言，在二、三圈层的农民侵犯财产类犯罪中所占比例较高。借鉴社会解组理论学者Park、Burgess等提出的城市发展的同心圆理论：城市的发展不是随机的，而是有规律的，像一个环状区域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由中心的商业区向四周辐射。紧挨着商业区有一个过渡区，在这个过渡区里内，生活环境较差，但仍有源源不断的人住进来，包括穷人和新移民。由于该区域内居民相互不熟悉、人口流动性大且不关心社区问题，这种社会生活削弱了家庭和连接邻里关系的社区纽带，从而导致社会解组现象。社会解组进而成为过渡区内各种社会病态的根源，而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等都成为过渡区的社会问题的表现形式之一[5]。二、三圈层由于经济欠发达，相对于一圈层而言，类似于一个过渡区，因而，快速的社会变迁（主要指城乡统筹一体化）导致社会控制力量的减弱，进而促使犯罪的增长，尤其是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共同犯罪和暴力犯罪的增长。

结  语